汉朝遗风

  汉字的秘密

  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周、秦、汉、唐四个让后世人千古敬仰的朝代。周朝以仁义而兴起、秦朝以法治立国,唐以文治武功一统天下。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它们没有刷新我们民族的称谓,唯独汉朝的出现,使我们民族的“华夏”之外又多了一个名称——汉。由此开始,“汉”与“华夏”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并行、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古人崇尚大物伟物、崇尚具有阳刚之气和壮美气象的事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尧舜等人之所以受万民敬仰,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业绩太大,因而才可以与天地相媲美。华夏民族这种尊“大”心理,在以“天汉”自命的汉人身上得到了充实而又有光辉的体现。

  古迹造字不是胡乱画成,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远古时“华夏”其意义为:华者,花也(也有说法古人把秦岭叫华山);夏者,大地;华夏者,花之大地。从字源的角度,“汉”字的意思是“国之大水”之意。这一考察结果正好与汉水的实际相符,汉水古称夏水(大水),因为汉江水是天上的银河,如此看来,“汉”字上继承华夏之“夏”字,也包含着大的意思。这样,天上的大水银河借用地上的汉水,崇“大”的心理内涵也就接进了“汉”字之中。汉中本身北接秦陇,南控巴蜀、东制楚越,实在是一块天然宝地。故汉中虽不大,但能成其大。天汉、天汉,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人给“汉”字中隐寓以开廓恢宏之意义的奥秘所在。

  生活样式的继承

  在汉代的墓葬里,普遍都出土有随葬的陶井、陶灶、陶仓、房屋等模型,表现出当时民户的基本生活样式。这种风格的生活,让人如此熟悉,因为直到两千年之后,其样式依然为中国农人继承着。人们不禁感叹,这似乎反映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缓慢,然而也说明了从汉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在相应条件 下汉代人生活样式的合理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就陕西的陕北地区和关中地区 而言,在以黄土为基本地理环境特征的生活条件下,人们长期使用着黄土与水合成,又经过火的烧炼而制成的器物,传递着古久的传统。

  在陕北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石中,有反映农耕生产的画面,铁犁牛耕,其耕作的技术己经相当成熟。关中许多汉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农具,比如铁铧等等,也体现出中国农耕生产的基本方式在两干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开沿袭至近代。

  宋人徐俯有一首访古的诗作,其中一句"井灶那复移,江山依旧碧",是说历史在变化,而自然的秩序以及家园和故居却依然如旧。如果我们适当地转换文意,借用来表述这样的意思,

  可能也是适宜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王朝的更迭相比,也是长期"依旧",千载不"移"。

  近代中国的农人依旧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犁,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车,住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屋舍,吃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饭食……面对这样的事实,你想,我们在思考"汉朝留给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时,怎么能够忘记汉朝人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平凡而卓越的创造呢?

  通过物质形式的文化继承关系,还可以体会到精神形式的文化继承关系。比如说,汉代人制作和使用的器的型式,后来的人们依然在制作着,使用着,这是不是可以说,汉代人的审美意识也形成了长久的历史影响呢?

  汉墓普遍随葬陶仓模型的风习,是值得注意的。汉武帝时代开始统一币制,由国家铸饯。所铸造的是有"五铢"两个字的五铢钱。汉墓中往往随葬五铢钱,也体现了当时人有关创造财财富的意识。手抚着这些锈迹斑斑的铜钱,你会想到现代的存折和信用卡吗?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采集到"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董家村和凉武帝村曾经采集到"干金宜富贵当"文字瓦当。

  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曾经出土"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又曾经采集到"富贵毋央"文字瓦当等等,同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追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汉代"日入百千万"铜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资料。

  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对金钱和炙热的追求,这种热望,其实是历代人们共同的心理,只是汉代人表露的更为坦然,更为直接,更为公开,更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罢了。也许这种毫不掩饰的求富心理,也是当时时时代精神的特征之一呢。

  今天,人们可以公开坦白地宣示自己对富有的向往和追求了。如果我们借用汉代瓦当文字中的"宜"、"当",而改换其语境,理解为合情合理地谋求财福,也许也是有意义的。

  思想文化的传承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 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之初,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统治,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回答汉武 帝策间的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秦奉行的"以吏为师"的流毒至今没有洗刷干净,要想仅仅只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要想改变积重难返的风气,就要采取"更化"的手段,尤其应当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就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天下就可以安定。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提高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正统。他说现在各家学说纷呈,人民信仰不同,导致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因此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以求实现思想的统一。

  董仲舒所谓的文化思想的"一统"其实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如果百姓郡遵守儒学规范的准则,也就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这就为政治的一统奠定深入人心的根基。这样的主张,立即被汉武帝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儒学从此成为思想文化的主导。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弘治《春秋》之学,水准不如董仲舒。然而他善于察言观色,灵活处世,地位至于公卿。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阿谀逢迎的作风,被公孙弘嫉恨。公孙弘听说汉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极其任性骄狂,多次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便向汉武帝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到任后,胶西王听说这是著名的大儒,对他反而十分客气。但是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终究会出问题,只好借病辞职。他回到家乡之后,也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

  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 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 《儒林传》郡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尹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土台基长77米,宽65米,高8.74米,遍地散布着汉代的砖瓦残片。"仁义自成"四个字表现出了一种以儒学为根基的文化 充实感和文化自信心。

  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儒学在新的时代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甚至有人说,未来的世纪是儒学复兴的世纪。这可能是制作"仁义自成"瓦当的工匠,以及在这瓦当的下面每日往复的王侯官僚们当年完全没有想到的。

  陕西韩城有司马迁墓、司马迁祠,东临黄河,西倚梁山,是一处千古文化胜地。经过"汉太史司马祠"牌坊,踏着大石铺砌的"司马坡"而上,就看到一座木牌坊,上面题写"高山仰止"4字。此后坡势愈为急峻,经过山门,看到"河山之阳"砖牌坊,就到达了司马迁柯。

  稍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史记》。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正是《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种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司马迁还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189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以正月为一年中的开头,这一制度,后来一直沿袭。

  精神永存

  在鉴赏汉代铜镜时,鲁迅对汉代文化特征有过一番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末想到,绝不介怀。"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汉代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充分利用石材原貌,凿痕简略,然而却以古朴的匠工,表现出"闳放"、"雄大"的风格。当你站在仿像祁连山的墓冢前,面对"马踏匈奴"这样的石雕杰作,自然会被凝聚在这厚土坚石中的那种精神所深深感动。

  鲁迅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己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可是霍去病墓前石刻古朴亡什么在后世的作品中很看到了呢?

  这些汉代石刻作品,可以看作是当时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历史时期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少年的真纯和质朴,真是汉代主流文化风格的特征。

  鲁迅用"遥想"两字感汉代和我们今天的历史距离,其中也表露出对历史过程中文化精华遗失的遗憾。不过,从汉代到今天,有历史的遗忘,也有文化的继承,我们站在陕西关中这片汉王朝以之为政治经济重心的地方的黄土地上,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这里面,有胜利的光荣,也有思辨的智慧。我们还可以由此体会到和现今仍有几分贴近的浓浓的醇醇的生活情味。

  汉王朝时期形成的国家意识也已经深入人心。《汉书·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联合西域诸国围攻匈奴,杀死郅支单于,在向皇帝报告时,发表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

  史书上记载,在末央宫概磷阁里曾经高悬着一幅苏武的画像,那是汉宣帝为了表彰苏武高尚的节操和坚韧不屈的精神,特别让人绘制的。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到达匈奴后,却因使团个别成员违背外交准则的冒险行为所牵累,自杀未成,被长期监禁。为了逼迫苏武叛汉投降,匈奴单于使用了各种方法,后来又将他流放到北海牧羊。北海就是今天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那里天寒地冻,不仅没有人烟,连鸟兽也很稀少。为了生存,苏武甚至挖掘荒野上的鼠洞,以野鼠收藏过冬的草籽充饥。苏武不为威胁利诱所动,至死不降匈奴的典型事迹,就是以汉节为杖,昼夜手持不释,以致节上的蔗完全脱落。漫漫19年,昔日的壮士,己经满头白发,但是他忠于汉朝的意志丝毫不曾动摇。后来汉朝使节借口由飞雁传书知道了苏武牧羊北海的消息,才使得他终于回归汉地。班固认为苏武是实践孔子提出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原则的典范。

  苏武牧羊的形象,成为中国千百年来讲究"忠"与"节"的道德教育的榜样。苏武后来在民俗文化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据戏曲史学者研究,历代有关苏武事迹的剧目,有《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苏武和番》、《持汉节苏武还乡》、《苏武还朝》、《苏武持节》、《英雄士苏武持节》等许多种。又传奇有《白雁记》,清杂剧有《雁书记》,也记述苏武故事。古代许多画家,都有题为《苏武牧羊》的作品。